编者按：一个女人可以经受住多少磨难？一个母亲可以扛得起多少重担？徐巨明老师的文章《一个穿越苦难的灵魂》写的是新宁一中退休女教师邓棋芳的故事，读后动人心弦。值此女神节到来之际，谨以此文向天下母亲致以崇高敬礼！
向一个耄耋老人窥探她对死亡的思考，这是犯忌的。我不敢直面发问，于是利用微信给她发了一条信息：“邓老师，恕我无礼，请您做一道关于死亡的选择题。如果是上天的安排，下列三种情形，您选择哪一种？一、您离开这个世界时，把您的杰儿托付给其他亲人照看；二、您带着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三、上天安排您的杰儿先走，再安排您离世。”她首先的回复是：“如果有下辈子，我宁愿选择独身，责任二字太重！”我知道她不是有意回避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这个问题问得太残酷。我正要向她解释时，她的另一条回复来了：“我不会选择二和三，我不愿意看到还正值壮年的儿子死在我面前，他毕竟是条生命。我希望他下辈子投个好胎，做个健康人，不要再在我身边。”她叫邓棋芳，新宁一中退休女教师，年已八十。杰儿是她的小儿子，五十一岁，身材高大，但他的智力发育只有1岁左右婴儿的水平，不会说话，生活也不能自理。邓老师带着杰儿住在学校操场边，夏天的黄昏，大操场热闹非凡，但喧嚣都是别人的世界，她拉着高她半截的儿子选择僻静处慢步，儿子一路的哼哼唧唧，她则始终挺直着腰杆，步履缓慢而坚定，目光慈祥而明亮。阳光把他们母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微风掀起她全白的头发，常常招来路过的学子和年轻老师们异样的眼神。我跟邓老师共事过多年，常常听到有人议论，说她是个不一般的女人。我找机会接近她，从她那里获得了一叠文字，题目为《我与我的家》。她说，她写这些文字的目的是希望自己死后留给孩子们一些念想，告诉孩子们要懂得珍惜，能迈得过生活的坎坎坷坷。世上有两种人最容易吸引别人去探寻他们的人生故事，一种是从枪林弹雨里走过，虽伤痕累累却一直活下来的人；一种是穿越重重苦难，却坚守着生活信念和高贵灵魂的人。邓老师当属于后者。
她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乡绅名门，父亲邓楚成是当时的社会名流。1949年，参与县长徐君虎领导的新宁和平起义，是起义后县临时政府组成成员之一，担任过县政府参议员、县救济院院长等职。跟著名教育家邓启东、李昌董以及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夏明纲等各界名流或亲戚或朋友。按出身，邓老师应是大家闺秀，她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可是，她的童年记忆里却缺少温暖。父亲性情古怪，对朋友特别重义，而对家人十分严厉甚至苛刻，对子女少有温情。在她印象中，他们兄妹极少跟父亲同桌吃过饭。她出生数月左眼患眼疾，父亲没有给她及时治疗，落得终生残疾。七岁那年，父亲把她送给弟弟（她二叔）做养女。二叔家是开客栈的，一直没有生孩子，只有外婆和婶娘两个小脚女人，她被领养后变成了女佣，年幼的她每天起床后倒马桶，然后给两个女人洗裹脚布，还要打扫客房卫生。晴天跟大人下地干活，雨天在舂米房舂米，看着那似乎总也舂不完的满箩筐谷子，她万念俱灰，舂米杆上套着一根绳索，她曾有过把脖子挂上去的冲动……新宁和平解放，父亲是有功人员，他藏有一把勃朗宁手枪，被地方土改干部看上了，想据为己有，可是父亲却把手枪上交给了县里，土改干部心生恨意，1952年冬天的一个黑夜，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土改干部将他父亲从县城骗到荒郊野外宣布判处死刑，就地枪决。冤魂沉寂，直到1984年父亲才得以平反，1985年广州军区给黄泉下的父亲补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
父亲死后，她向母亲求助，要求回家。10岁那年，她终于结束了在二叔家那种没有一点亲情的佣人生活。做女佣的经历，使她萌生了好好读书、走出苦海的强烈愿望。她一边帮妈妈做家务，走街窜户卖米豆腐，一边疯狂学习，由于她的聪慧与勤奋，从小学到大学，成绩一直很优秀。1962年，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离县城数十公里的麻林七中任教，虽然山遥水远，交通不便，但毕竟有了工作和自己喜爱的事业，并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成了家，丈夫是同校的老师。接着的三年里，有了三个儿子，二胎是双胞胎。她以为人生幸福之门就这么开着，虽然有些清苦，但天伦怡人。“文革”来了，一个造反派头子看中了她的双胞胎儿子，提出领养一个的要求，遭到她的断然拒绝，于是她因“父亲历史问题不清”遭劝退做了农民。那年，他才24岁。她先是被遣送到肖市农村，住在生产队仓库里，后又辗转到金峰的飞虎大队，住在江家祠堂里。数十里外的丈夫一月也难回一次家，送来的生活费太少，她拼命挣工分，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干，努力养活三个儿子。1970年，大队创办初中，学校就设在她借住的江家祠堂。她又做起了民办教师。她十分珍惜重上讲台的机会，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赢得了家长和大队领导的信任。可就在这时，她意外地怀上了第四个儿子。而且因多种原因，没能去做终止妊娠手术。儿子降生以后，取名叫凌杰，本希望他能成为凡尘人杰，可没想到，杰儿却成了她伴随一生的痛楚。杰儿九个月大时发高烧，她因离不开讲台，更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子需要照料，没有及时带杰儿去医院就诊，只给服用些安乃近之类的退烧药，到第四天深夜，杰儿出现抽搐昏迷现象。她突然害怕了起来，急忙把其他儿子都叫醒，让老大提着马灯，老二老三手持打狗壮胆木棍，锁了校门，母子五口向八公里外的医院走去。那夜没有月光，旷野一片黑暗，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和各种怪叫声。她感觉心是那么重，而双腿却那么轻。她不时用脸亲亲怀里的孩子，呼唤着他的名字。她好想大哭，但不敢哭出声来，在孩子们面前，她必须坚强。杰儿活过来了，但因高烧太久脑细胞烧坏了。从此后，三两天一顿抽搐，她日夜提心吊胆，数年时间里，她饱受折磨，不到三十五岁，一口牙掉了大半，憔悴苍老。但她努力挺着，她告诫自己，再难也要守住这个家，陪伴她可怜的杰儿。1978年，国家拨乱反正，她恢复了工作，夫妻双双调入新宁三中工作，后又因工作业绩突出，夫妻都调入城区。杰儿也一天天长成了大男人模样，然而他的智力却停止了发育。他不会说话，不会上厕所，不敢一个人走路、睡觉，吃饭喝水都要喂，白天经常揪着衣服的前襟撕扯，夜里睡觉，不时的惊怵尖叫。其他孩子陆续外出求学或成家立业，家里剩下她和丈夫，共同照料着杰儿，跟过去比较，她已很满足，日夜呵护一个大个子婴儿，已然成了她的生活习惯，也是她生活意义的重要部分。工作上，她常年挑着重担，一次次立功受奖，生活上，他乐观向上，在人前笑口常开。然而，也许上天误读了邓老师的生活态度，以为苦难是她乐于接受的人生风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再一次无情的突袭而来。1989年，才50岁的丈夫罹患脑癌。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天旋地转，差点晕了过去，但她强撑着身子，不让自己倒下。心里滴血痛，但眼里没有泪。只在上厕所的时候，伴随着哗哗的冲水声，她痛哭过一次又一次。当时，有两个儿子刚做爸爸，要照顾坐月子的媳妇，还有一个儿子在上学。她安排好杰儿的照料事宜，只身带着丈夫去长沙治疗。她牵着丈夫住在最便宜的私人旅社里等着手术，到后来，丈夫疼痛得无法行走，她以瘦弱的身躯背着丈夫去医院的楼上楼下做检查。手术后又做化疗放疗，她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守护在病床前，整整三个月，她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没有吃过一顿好饭，陪伴着丈夫一起在生死边沿挣扎。那种恐惧忧伤，那种心力交瘁，让她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崩溃，什么叫绝望。三个月后，她把丈夫带回家。丈夫脑手术后没了头盖骨，记忆力也几乎丧失殆尽，每天的课余时间，她左手丈夫右手杰儿，牵着两个大男人，小心翼翼的行走在操场边，像逗小孩一般给他们讲故事，帮助丈夫锻炼手脚，恢复记忆。她从北京买回抗瘤粉，亲手制成胶囊给丈夫服用，被医生判定活不过一年的丈夫六年后离开了人间。六年里，她像一个陀螺般不停的运转，她没有请过保姆，没有耽误工作，教一至两个班的数学还兼任班主任或学校女生指导员。清晨，她总要比别人更早的起床忙碌；夜深，她检查完学生就寝后，回家服侍两个大男人入睡，然后伏案，备课、改卷，这是她每天难得的可以坐下来的寂静时光。六年里，日月起落，春秋更替，她忘记了岁月流转，没有参加过任何娱乐和休闲活动。满眼里除了对学生的关爱，就是家里两个大男人的吃喝拉撒和无常的痛痒。1995年，丈夫离她而去，当她把丈夫送走，回到家里，感觉自己只剩了躯壳，心已随丈夫去了另一个世界。杰儿也似乎有了丧父的感觉，整日烦躁不安，嚎叫不止。那年她53岁，杰儿24岁。她把杰儿抱在怀里，哽咽着安抚杰儿：杰儿乖，有妈在，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客，苦难是世界招待我们的一碗菜。如果吃完了便有甜点，那碗吃过的苦菜便成了故事。但是，如果这碗菜无休无止的摆在你的面前，逼迫你一口一口的尝呢？在跟我交谈的过程中，邓老师始终是微笑着的，她相信命运。她人生里的苦，有些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到她头上成了山；有些是恶人的一个念，留给了她一生的难。她说，她无能去报复恶人，但她看到了恶人可悲的下场。邓老师在给我的文字里将恶人的名字都隐去，而罗列了一大串想要报恩的人名。她说她患难一生，却总能够在无助的时候遇到好人。特别是父亲平反以后，他还得到组织的信任，担任过四届县政协常委，这给她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鼓励和信心。特别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关注弱势群体，杰儿有了社保和医保，各级领导每年都上门慰问，她心里满是温馨与感激。在她心里，苦难是命中注定，怨恨渐渐远去，感激才是余生主题。
回首过去，她引以为自豪的是，不管在怎样的日子里，她都没有放弃过尊严去求人。她曾去找一个主管部门的领导给丈夫报销医药发票，领导将发票一张张的挑出来，大部分不给报销，又不给她合理的解释，她气愤而又无奈，但她没有说过半句哀求的话，当着领导的面，她将那些发票一把火烧了。她对自己生命里最满意的一点是，在学生面前，她始终是个精神贵族，她担任过28年班主任，一大批学生考上名校，成了国家栋梁。她给学生单独辅导、课外补课，从未向学生收取过补课费。如今，她已年届八十，头发全白，但她的腰杆始终挺得很直，我夸赞她，她说：“都是为了杰儿，我必须挺直了腰，才能牵得到杰儿的手。”这话，让我领悟到更深的含义。她言谈里充满了对杰儿的愧疚，杰儿已经习惯了她的照料。她省吃俭用，为杰儿的未来积攒了一笔生活费，然而杰儿生活不能自理，她担心，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她的杰儿走不了多远。她说：死是每个人的必然，我不怕。但是，我的死路连着杰儿的生路，我很茫然。
